February 26,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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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低俗喜劇影評的爭議
請讓我回家
－－有關低俗喜劇影評的爭議之一 (緣起)
我決定下筆寫這個題材，主要有兩個原因：
1. 小弟的第一個碩士學位就是在十多年前靠寫香港電影中的大陸人形象所反映的中港矛盾騙過來的，而及後多年，小弟一直也斷斷續續在寫這個課題，亦憑此騙過一些稿費，故自覺有責任澄清一些觀點；
2. 在多年觀影旅程中，不時以彭浩翔導演作為研究對象，自問對此君的技法也有一定理解（見略談＜出埃及記＞、評＜春嬌與志明＞(上)、評＜春嬌與志明＞下），故嘗試撰文試圖向讀者們提供另外一個解讀角度。
之二 (有關中港矛盾)
猶記得，當年鄙人的論文中有一句：
種族優越主義(Ethnocentrism)以自己族群的文化為尊，認為其他族群的文化較自己的落後低等。香港人在確立自己身份意識之同時，認定中國大陸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落後地區的情況無異，故產生了一種優越感。在標榜經濟奇跡的香港﹐港人亦不自覺地產生了一種本土文化優越感。
同時，我亦引用了卓伯棠先生提出，港產影片中常見的「我們/他們」二元對立結構：
內地人
對
港人
落後
國家至上
口號
人治
我們
先進
個人主義
行動
法治
他們
類似框架或分析法，多年來俱甚受中港問題研究者所鐘愛，並奉為金科玉律。事實上，不少論者，尤其來自國內的未有直接接觸港式生活的那些，亦習慣想當然地以為港人的「優越感」都是來自其經濟奇蹟。
於是，當近年國內經濟起飛，甚至有超越香港的勢頭時（注意：儘管國內GDP升幅驚人，但若按按人口平均計算，與香港仍有一段距離），部分論者，包括來自香港的，也會順理成章又理所當然的以為港人無法適應這種「逆轉」而表現得焦慮不安。個別人士甚至深信香港人失去文化優越感是近來愈演愈烈的中港矛盾問題之源頭。
港產片為了爭逐更大的國內市場而出現合拍片熱潮終致文化產業萎縮失去本土特色的故事正好是上述說法的最佳佐證，而強調本土意識的電影，不論成敗，也必然成為相信此論者的分析對象。
可惜的是，不少論者卻由於過份忠於上述前設的關係，往往忽略了推論過程的重要性而直接跳到答案，結果忽視了問題的複雜性。
就以彭浩翔和杜汶澤這組合為例，在人前人後，他們都經常展現出守護香港核心價值的形象，但問題是，當中到底有多少是源自商業考慮？如果他們擺的高姿態只是噱頭之一，那些所謂分析豈不是偏離主軸？或曰：「觀眾口碑和票房數字證明了觀眾對此受落」，果如是，分析之方向便應轉為觀眾之心態而非單指導演或劇組之意圖。到底觀眾受落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恥笑大陸人，抑或是香港觀眾「餓了」港式瘋狂喜劇太久，定還是宅男們都喜歡陳靜的心口？若論者無法理清這些疑問，其評論之可觀性自然大減。
以成立抗拒「港共政權」的網上電台而著名的電影創作人蕭若元亦開拍了浪漫化北上尋歡過程的＜一路向西＞，並取得票房成功，但過程中卻無醜化大陸人的明顯意圖。這個例子正好說明香港電影人在利益和言志之間的選擇。
當然，我們也可以嘗試利用文化產物作為分析社會的工具，但在把脈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小心提防以免出現以偏概全一類邏輯問題。無可否認的是，香港人在變換中的中港關係／位置中的確有進退失據的狀況，如以本土派自居的彭浩翔執導的兩片亦不約而同地出現港人在北漂過程碰壁的畫面，但值得注意的是，兩片中的主角均未有強烈抗拒北進發展「中港融合」的機會。
簡而言之，若有論者想藉電影去探討社會現象，必須先深入了解香港文化產業的特性。
之二（有關低俗）
談到二元對立，必須援引德里達（JacquesDerrida,1930-）的說法：
「傳統哲學的一個二元對立中，我們所見到的唯有一種鮮明的對立關係，絕無兩個對項的和平共處，其中一項在邏輯、價值等等方面統治著另一項，高居發施號令的地位。」
南北文化之爭，古已有之，直到共黨統治亦未消弭。在大一統的政治口號下，廣東話粵文化一直備受打壓，近年多次的推普廢粵政策便是眾所周知之事實。作為廣東文化重要基地的香港，利用廣東粗口及女體等低俗元素作為噱頭打正旗號挑戰制度的電影，自然刺激了不少人的神經。然而，更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是，低俗和高尚的界線到底如何界定。
當我們一直以為中港文化矛盾之源頭是源自富裕的香港人自恃看不起大陸人這窮鄉里，但另一方面，來自國內，尤其是北方的文化界亦同樣一直瞧不起香港人中西合壁多元混雜的「三及第」文化。更甚的是，即是撇開共產黨獨有的藝術觀不談，那些來自學院的專家學者，總認為自己是文化道統，而來自香港充滿小資情懷或賣弄官能刺激的所謂影視作品不過是庸俗不堪的次文化。
事實上，如果我們曾經閱讀國內的正規藝術評論，甚或是來自網絡上的網民評語的經驗，皆會發現類似的「文化差異」。問題是，絕大部分人，包括來自中港兩地的論者，都未有意識到上述問題的歷史源流，遂將好事變壞事，交流溝通變成攻擊衝突。
無容置疑，這種高尚文化與低俗文化的二元對立在頗大程度上與中共的管治有關。擅長掌控意識形態的共產黨人一直視文化藝術為重要的統治工具，而將文化定高低絕對有助政權穩定的手段之一。2010年開始的反三俗運動(見齊來反三俗)便是當中一例，其後的限娛令等更是變本加厲 (見為什麼中國無法產出江南Style
)，而娛樂至上不避庸俗的香港文化產品自然是首當其衝。事實上，香港的所謂文化工業，本質上不過是唯利是圖的大眾文化生產商而已，本不涉任何意識形態爭議。奈何近年在政治高壓的氣氛下，娛樂至上的香港文化產品亦被迫要反映市場需要而發揮次文化「反抗建制」的功用。如同當年反映市民對回歸的恐懼應運而生的一系列影視產品，劇組人員亦在有意無意之間加入一些反映社會現實的場面以增加觀眾共鳴刺激銷路。但值得關注的是，這些內容到底佔去影片多少篇幅？
和傳統上諷刺中港矛盾的賣座電影作品如＜表姐系列＞不同的是，＜低俗喜劇＞是以電影人面對的處境為重心，其主要組成部分其實是行內笑話(In-joke)和耍小聰明的機智語言(witty gags)，矛頭根本不涉及任何政治層面或制度問題，而更重要的是，片中極具爭議的暴龍哥不過是財大氣粗的暴發戶典型而非泛指大陸人。如要勉強指出其對大陸的批評，不過是影片外彭、杜二人經常批評的國內電檢制度而已。
也許有人會以為，販賣女體、粗言穢語、以三級作招徠是一種文化反擊。問題是，在號稱香港電影黃金年代的七、八、九十年代，港產電影也從未脫離煽(情)、色(情)、(血)腥的主旋律，而當時的影人根本沒有任何政治意圖。是故，若論者以為可以單純透過分析一套噱頭片可以概括香港社會的實際情況，甚至得出港人對政治現實不滿的結論，其客觀效果必然是緣木求魚。
之三（有關喜劇）
有關港人的喜劇情結我已寫過很多，故不贅。（見通俗文化反轉再反轉－－從無厘頭年代到冷笑話世紀的啟示、盧海鵬的時代意義）
唯一想談的是杜汶澤和鄭中基這兩個喜劇演員的未來發展方向。
正如我在低俗的保釣喜劇一文中所言
就以＜低俗喜劇＞的劇情而論，儘管狡黠的杜汶澤最終能利用巧智避免底片被財大氣粗的國內金主所燒，但一輪努力過後，所謂守護香港影壇的結果仍不過是＜官人我又／再／仲要＞等大量自我複製品。
如果將之代入本港影壇的實況，成功利用粗口、女體和噱頭重拾所謂港片尊嚴，最終亦不過是八、九十年代福星片和追女仔的翻版。在某程度上，＜低俗喜劇＞的「成功」的確好像摑了近年雄霸市場的合拍片一記耳光，但不爭的事實是，＜低俗喜劇＞等一類標榜本土意識電影不過是一眾主流合拍電影旁邊的花瓶乙個。
如果可以，我倒希望他們兩人真正能夠遠離噱頭和爛gag，重拾傳統港式喜劇的諷刺社會議題的傳統，拍一套真真正正諷刺時局的喜劇。亦只有這樣做，他們才能擺脫周星馳的影子成為真正的新一代笑匠。
終章（請讓我回家）：
不欲老調重彈（見請盡量利用球場闊度），事實是，如果真如坊間論者所言，本土意識逐漸抬頭，港人港片必將再成潮流。
而殘酷的現實是，當大陸出現暴收十多億的人再囧途之泰囧，正好表示「他們」的喜劇口味開始成型，而自詡猛虎的香港電影人最終的結局亦只能是不敵地頭蟲。
正如杜汶澤在D100訪問中的回應，所謂「寧為雞首，莫為牛後」，奉勸各位創作人，在亢奮的北進想像中，不妨同時考慮定期回歸本土，以保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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